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文清进贡的莲心尖茶，茶罐为锡制抽拉式长方盒，盒盖上贴明黄色“莲心尖茶”标签。
自18世纪前期起，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爆发式增长，茶叶逐步取代丝绸、瓷器等传统商品，成为中西方贸易的核心大宗商品。1760年至1833年的7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华采购的各类商品中，茶叶的价值年均占比高达86.82%，而生丝、陶瓷、棉布等其他商品占比仅为13.18%。
两大茶道并驾
1684—1685年，闽、粤、江、浙四海关相继开关，西洋商人通过上述四口采购华茶。1689年，英国人首次从闽海关厦门口直接采购武夷红茶。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从福建采购300磅上等绿茶和80桶武夷茶。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自闽海关采购的武夷茶量迅速上升。
1757年，清廷限令西洋船只“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此后，中西方贸易进入历时近百年的“一口通商”时期。此时恰逢欧洲饮茶风气在各阶层普及，消费者的饮茶嗜好也由绿茶转向红茶，武夷茶区的地位逐步抬高，在欧洲一度成为华茶的代名词，“Bohea”“Sou-chong”等词汇至今保留在英语词典中。清嘉庆朝前期中国出口的红茶中，有85%的都冠以“小种”名称。
展开剩余80%武夷茶的持续旺销，催生了以武夷茶区为起点的茶叶跨境运输两大流向——
一是供应蒙俄市场的万里茶道。武夷茶区的青红砖茶、白毫茶由苦力挑运至江西铅山后，走水路经信江到鄱阳湖，溯长江抵达汉口，而后穿过河南、山西、河北、内外蒙古，经库伦抵达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进入俄国后继续延伸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全程约1.3万公里。1853年闽江茶道通航后，万里茶道出现了较大变化，由福州港海运至天津，再经陆路，由张家口运到恰克图。高档红茶则由福州港直接海运至敖德萨港，缩短了时间，降低了成本。因此，福州也是万里茶道海路运茶的重要节点。
二是供应欧美市场的广州茶道。武夷茶区的茶叶先运到江西铅山河口，经信江走水路到鄱阳湖后，再经连接赣粤的大庾岭商道进入珠江水系，最终抵达合法贸易港广州。这条茶道路程约1440公里，要走45天以上，路途长、运费高，加上沿途数个税卡和粤海关的关税、贿金，洋商从行商手里买到茶叶的价格已经翻了数倍。此外，还有一条经汀江水运至广东大埔，再经潮汕转运广州的辅助茶道，运量远小于广州茶道。
上述茶道均须经过武夷山至江西铅山河口、长约110公里的鹅湖古道。这条连接闽赣的交通要道历代均有修葺，在陡峭处加设石栏杆。山道上行走着规模庞大的“崇安担”苦力群体。他们通过肩扛背驮，串联起闽江水系和赣江水系，把巨量茶叶运销各地。
通过上述茶道，福建茶叶源源不断运销西方市场。鸦片战争前，欧美各国因购买华茶而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1.7亿两，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西方对华倾销鸦片带来的巨额白银外流危机。
西人冒险尝试
为了追求更高利润，西方冒险家开始了历时数十年开拓新茶道的尝试。与传统合法的广州茶道相较量，第一回合是尝试闽江—福州—海路运茶至广州，结果被禁。
18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武夷茶区经闽江航道，成功试运了一批茶叶至福州，再雇佣福船（英人称之为Junk）沿海路运至广州，全程不过13天，每担茶叶节省运费3两以上。随后，经由这一线路的茶叶运量大增。广州行商担心他们的外贸独占权受损，吁请两广总督奏请朝廷禁止自福州海路运茶。嘉庆帝考虑到沿途榷关的税收和闽赣粤省数十万苦力的生计，遂于1817年谕令皖、浙、闽三省巡抚：“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
第二回合的尝试则是武夷山—河口—常山至上海并获成功。上海口岸开埠后，嗅到商机的英国商人迅速委托“千里马”（受洋商雇佣的华商，买办的前身）开通一条到上海的新茶道：茶叶运至江西铅山河口后，经水路运至玉山，由苦力挑运至浙江常山，再顺钱塘江经杭州湾运抵上海，路途约24天至28天，较之广州旧茶道，时间和运费都大幅下降。
新茶道开通后，促成了上海港的迅速繁盛，也导致兴盛了近百年的旧茶路瞬间遇冷。沿途的船工、挑夫等数十万苦力恐惧于生计中断，纷纷吁请茶商仍行旧道。但当时代抛弃一个职业时，往往连声招呼也不打。武夷山至广州的旧茶道遭弃用后，沿途县的官民冲突显著增加，财产类、暴力类社会治安事件骤增，并且外溢到旧茶道周边250公里内的非沿途县，对晚清时期闽、粤、赣三省200多个县的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冲击。
英国人知道，与闽江茶道比，上海新茶道仍非最优选择。1842年8月，在英舰炮口下开展的谈判中，道光帝虽然同意开放厦门、宁波、上海，但叮嘱“福州地方万万不可予”，并提议以泉州代替福州。英方不肯让步，并要求在福州“设领事、立夷馆、住家眷”。万般无奈下，道光帝只能“念民生之涂炭，抑遏勉从”。
从传教士转行的李太郭作为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于1844年6月30日乘船抵达福州。7月3日，李太郭在城外的南台岛鸭姆洲的一间破旧屋舍上升起代表英领馆的米字旗。英国公使抵榕视察时，发现英领馆竟在如此偏僻简陋之处，便向福州官府强力交涉。李太郭才获得进城机会，租赁了乌石山积翠寺前院作为新的英国领事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省城内外的商民无人与英商交易，以致英商的洋布等货物积压难售。洋人花钱在福州也买不到足量茶叶，还不断与福州市民发生摩擦。由于近10年没有贸易，英国将驻福州领事的地位降至副领事，并对福州领事馆进行了裁员。
闽江茶道重启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主战场，武夷山茶北运的万里茶道大部分被切断。随之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武夷山运往上海的新茶道再被切断。
新旧茶道先后堵塞，英美洋行的茶叶产供链断裂，他们的目光再次投向闽江茶道。此时，福建地方政府的态度也在悄然变化。由于太平军的战火蔓延到闽浙地区，地方财政吃紧。上海口岸凭借茶叶贸易获得巨额茶税的诱惑，以及外销茶道被堵后引发的巨大民生压力，让福建巡抚王懿德决定开放闽江茶道、征收茶税。
消息灵通的美国旗昌洋行派买办阿洪携巨款深入武夷茶区采购茶叶后，沿闽江顺流而下，4天时间即成功运抵福州，比起之前到广州45天、到上海28天节省了大量时间。运输成本上，一担武夷茶运到福州的运费仅4钱3分，比广州旧茶道少3.49两，比上海新茶道少0.966两，震动了各国茶商。
茶叶海市开禁后，福建的茶叶终于可就近在福州交易。长期扭曲的茶叶外贸产销链条矫正后，释放出巨大能量。每年的6月10日前，茶叶即可从福州装船发往欧洲，比广州、上海口岸提前了五六周。于是，各国运茶船云集福州港，福州的茶叶贸易瞬间火爆起来。
由于洋商多、销路广、口岸功能完善等优势，福州港的茶叶贸易产生了虹吸效应，带动了福州周边和闽北、闽东、闽南的茶产业发展，全省以茶为业者不下百万。广东潮汕等地的茶叶沿海路汇集到福州；安徽南部、江西的茶叶也经鹅湖古道—闽江茶道反向转运至福州。
福州港很快超过广州、上海，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港。1853—1886年的30多年间，福州港年均出口茶叶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成为驰名中外的“世界茶港”。巨量中外贸易也给闽海关带来巨额税款，自1861年开关至1885年，闽海关的年均税收额稳居全国海关前两位，其中有两年的税收额高居全国海关的榜首。
福建茶叶在外销市场风生水起的同时，在国内市场也声名远播，并赢得了清廷皇室的青睐。1862年正月初七，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文清向同治帝进贡了武夷山的莲心尖茶4盒，该批贡茶如今在故宫还有少量库存。
茶香致远，港通天下。数百年前，一片片福建的茶叶自福州港启航，跨山越海，串联起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途。那段“世界茶港”与闽海关的辉煌过往，至今仍在历史长河里散发着独特魅力。
（吴锋 作者单位：福州海关人事政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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